2020年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2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把两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战争细菌战是指在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联合国军”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

　　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此外，美日之间还秘密交易细菌武器，将日军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研究细菌武器的试验成果，秘密接收。

　　据统计，在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死亡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也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损失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在朝鲜平壤东部霞岚山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友谊塔”下的石函中珍藏有10本志愿军烈士名册，第一本第一名就是李湘，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朝鲜劳动党金日成主席在一次谈话中高度赞扬了李湘军长的军事指挥才能，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李湘，志愿军第67军军长。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泮中乡泮中村，家境十分贫穷，9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牛、养猪。

　　1930年8月李湘参加红军，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2年的戎马生涯中，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负伤，战功卓著，先后担任过作战科长、营长、副团长兼参谋长、团长、分区司令员、师长等职。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前，李湘担任67军军长兼唐（山）、秦（皇岛）警备区司令员。1951年6月22日，李湘率志愿军第67军入朝参战。8月31日，67军正式接防金城以南地区沿三八线27公里的正面防务。“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正处强弩之末，9月21日，美军和南朝鲜军向67军阵地发起以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进攻的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立体攻坚，李湘沉着应敌，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

　　10月13日，67军正面迎来“联合国军”4个整师的“秋季攻势。”每次攻击，敌人先施以密集炮火，再在飞机低空轰炸的配合下，用坦克为先导，以强于志愿军3至10倍的兵力轮番上阵。李湘以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67军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和嘉奖，李湘军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在“秋季攻势”中，遭到沉重打击的美军丧心病狂地使用了化学武器，李湘军长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当时，军政委旷伏兆几次劝他赶快到后方医院治疗，他却坚持在指挥室里指挥，坚决不下火线。后来他的病情因美军播撒的细菌感染，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病，脑肿胀得像水桶一样粗大，虽经医生百般医治，也无能为力，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时年38岁。

　　原67军志愿军老战士曹家麟向笔者介绍了李湘军长被美军细菌战感染的来龙去脉：“1980年4月，时任志愿军67军副军长兼199师师长、离休前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回忆说，1952年7月初，美军在199师阵地前沿投放了十几个空壳弹，部队觉得很奇怪。他跟李湘军长通电话谈到此事，李军长便立即赶了过去。他们两个把阵地前的炸弹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没看出啥名堂。两个人就坐在炸弹上讨论起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开始不想上报，担心情况不明、小题大做。最后还是认为这些炸弹可能隐含着重要的未知信息，最终决定如实报告志愿军总部。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李水清还回忆说，当时李湘脸上长了个小疖子，已经挤破了，回到军部第二天脸就肿了，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李水清十分震惊，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李湘军长坐在炸弹上和他讨论问题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

　　军长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也肿得非常厉害，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时间。

　　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

　　李湘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回顾美军细菌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的来龙去脉。

　　美军飞机投掷细菌弹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美军投掷细菌弹，弹体里的苍蝇等散落在弹皮上、冰上（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1月28日早晨，志愿军第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宣传画（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指示采取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要求立即紧急采取消毒预防措施，并指示第42军马上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以便培养化验，请专家鉴别。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要立即上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同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2月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疑似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志愿军第42、第12、第39军和志愿军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

美军投掷的细菌弹及细菌（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在这一指示发出的同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则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由此证实，雪地上的昆虫确系美机投掷。

反细菌战中，朝鲜人民和志愿军战士共同扑灭美帝国主义投放的细菌（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2月18日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反细菌战有条不紊展开

　　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了美军在朝鲜投放细菌弹情况。

　　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进行细菌战。报告还指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同一天，志愿军总部向总参谋部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生了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已有两人死亡。

　　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恐慌。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对昆虫标本检验后已经做出的结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防疫迫在眉睫。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直接影响部队作战，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立即在志愿军部队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担任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1952年2月19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

　　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

　　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

　　三是电告朝鲜方面，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罪行；

　　四是通过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

　　六是向苏联政府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总参谋部是反细菌战最初阶段的中枢协调指挥机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当晚（19日晚）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人开会，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同时确定，由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及与朝鲜政府的协调工作。

对美国撒布细菌毒虫地区进行消杀（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1952年2月21日，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中央军委正式向志愿军下达了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强调：“现时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针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反细菌战任务是：“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并号召部队官兵，既不要恐慌也不要麻痹，要坚信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总后勤部卫生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最短的时间拟制完成了防疫计划大纲。周恩来审阅后，认为计划“原则可用”，但应将反细菌战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中朝方面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于当日批准了周恩来的意见。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向朝鲜紧急运送数百万份各种疫苗与防疫用品外，22日向朝鲜派出了52名防疫队员，29日又从北京、天津各大学和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专家、助教44人，组成检验队，携带检验药品、器材等，前往朝鲜，弥补志愿军检验和防疫技术力量的不足。

　　2月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就反细菌战斗争的组织领导、疫苗接种、疫情监控、派出防疫队和化验检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离、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对各级防疫工作领导体制、疫情报告、防疫对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出：敌人实施细菌战，“必须引起我全军高度警惕。战胜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只要能严格进行预防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

　　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的罪行

　　195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指出：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指示通报了中央决定的外交和宣传斗争步骤：新华社从22日起发布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诉，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2月底，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军队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中朝军民投放细菌武器，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犯下了新的罪行。中朝方面的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立即矢口否认。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中朝方面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反细菌战斗争，同时在外交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在此之前，志愿军总部在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发现美军飞机投掷带菌昆虫情况的同时，也随时向朝鲜党和政府详细通报有关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高度重视。朝鲜军事委员会于2月20日决定，将怀疑遭受美军投放细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划定为危险地区，实施严格的疫学监视和消毒杀虫对策。并规定，在这些地区内，一旦发现特殊传染性病例，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情况和中国方面已经决定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议，除了采取防疫措施外，“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同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有关情况。

　　金日成马上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具体对策，并将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寄送彭德怀，希望通知志愿军部队，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

　　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也在朝鲜军民中迅速展开。

美军飞行员约翰-奎恩称自己参与了投掷细菌炸弹（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被俘的美军空军上尉凯伊斯.伊纳克供认美军进行细菌战和他的供词（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1984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加入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反细菌战扩大到国内

　　1952年2月底和3月初，细菌战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开始，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这些情况表明，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3月4日晚，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卫生的角度认为“情况非常严重”，种种情况证明，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尽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表示：将把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建议除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向中国东北增派1个苏联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意见，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确定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上报与苏联顾问谈话报告后，批准了他们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在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指美军在中国东北投放细菌武器事），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国内反美帝细菌战宣传画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反细菌战斗争逐步进入高潮。

　　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中央与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除在区域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改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进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中朝军民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

志愿军防疫宣传队为朝鲜人民注射细菌防疫疫苗（图：中央某资料室提供）

　　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

　　至1952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彻底战胜了美国进行的细菌战。在这期间，我军同美军进行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384人，其中有258人治愈；军民卫生健康水平，也随着反细菌战的斗争的开展，得到了显著提高。1952年同1951年相比，朝鲜北部传染病发病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美军实施细菌战，不仅未达到其预期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70年前，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历经一年多的奋斗，取得了反击美军细菌战的彻底胜利。今天，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也一定能够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斗争中奏响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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