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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通常把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统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的借口，但是伊拉克拥有这些武器的有力证据至今没有找到。然而，有目共睹的是，美国已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会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的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事情还不止于此，美国曾经在科索沃使用贫铀炸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和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我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动用了细菌武器。朝鲜半岛的战火熄灭已经半个世纪了。尘埃落定，那个曾经被美国政府极力掩盖的黑暗角落也该再次暴露在阳光之下。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美国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怖的实验。

　　石井四郎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但是，美方拒不承认细菌战调查，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共产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上内容来自互联网）

　　事实是不容改变的！看看这些证词：

　　美国空军军官证词（一）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实事。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下，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国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与1952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和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D·L·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

　　我们正在橫越鸭绿江时，遭到米格飞机的攻击，于是，我们就在安东上空投掷细菌炸弹和普通炸弹，这才好容易开始将航路转向南方。

　　马菲林上校和奥斯本上尉的供词，同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是相呼应的。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二）

　　另外，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理由，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第33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温斯·R·布里克少尉，于1952年10月9日供述了该大队情报军官里德兰德中尉所做的细菌战讲解的内容：

　　接着，他继续讲道：“为了成功地尽早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敌人的补给线是由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通向朝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组织补给物资送往前线。我们必须极大地损伤敌方的人力，使敌人无法把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务必要挫伤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决心，应要求他们停止战争，以免遭受到轰炸。我们必须杀伤送往朝鲜的补充部队，使他们丧失作战实力。在这种轰炸之下，人民和军队都会丧失战斗的意志。这样，战争就会结束。

　　该联队的大队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查尔斯·M·卡少尉于1952年5月23日在内华达州纳里斯空军基地听取了细菌战讲解。他供述称，训练中队长、教官杰姆斯·马克因泰亚少校所讲的内容如下：

　　根据他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和上次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样，使用细菌炸弹，为的是尽早地结束战争。他说，如果使用细菌武器，必定会发生传染病，无论前方后方都会缺乏人力，使人民的士气低落，结果人民就会要求停止战争。我们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人介入了战争。对此，作为报复将使用细菌炸弹。

　　他说，炮兵虽然也可以和普通炸弹混在一起发射细菌炮弹，但是，细菌战大部分将由空军来实施。他继续对我们说道，各位作为F-86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同米格战斗机进行战斗和掩护战斗轰炸机。但是，各位在朝鲜工作期间，必须参加细菌战。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显然是要进行这样一种作战：即在朝鲜战争时要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绞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关于这一点，在该供词的”序文“中有一个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同时进行了精密的分工。第一飞行联队负责这一目标的左翼，即负责新安州和军隅里地区。空军负责自军隅里至距东海岸约30里处这一地区；海军负责右翼。1952年，美国空军第3轻轰炸机联队、第17轻轰炸机联队、第4截击机联队、第51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等先后都参加了细菌作战。用于细菌战的飞机机种有：B-29轰炸机、B-26轻轰炸机、F-51、F-80、F-84、F-86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还有同型或与他们相类似的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撒布细菌的方法也越来越阴险巧妙。经常是撒布细菌的任务和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同时完成，以使朝鲜和中国人无法察觉。美国空军撒布细菌时选择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例如把细菌撒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军队的集结地区；把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桥梁；在破坏公路和铁路之后撒上细菌，使修复铁路或公路的工人感染传染病，从而阻碍或延缓公路或铁路的修复；或者把细菌撒布在江河和饮用水中，污染水源，直接一举杀害大量的中国人和军队。

　　美国空军俘虏们摆出了难以否认的证据，供述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朝鲜和中国方面对俘虏一贯采取宽大政策，说强迫他们坦白交代完全是荒谬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并非是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结果，由于美国空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