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春节的喜庆与热闹，似乎没怎么开始就结束了。这次肺炎疫情，让笔者想起1910年东北的鼠疫，以及那次疫情中和天津关系密切的抗疫总指挥伍连德。

　　知道伍连德的人并不多

　　百年前东北的鼠疫，许多老人可能有所耳闻；但是，提起伍连德的名字，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我第一次知道伍连德，是很多年前阅读谢泳先生的著作，看过其中一篇与传染病疫情有关的文章。

伍连德与妻子黄淑琼

　　为写此文，我特意找了找，那篇文章收在《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中，题为《关于伍连德的史料》。文章开头第一句：“‘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接下来,谢泳先生介绍了关于伍连德早期防疫史的资料，分别是：伍连德收录在《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中的文章《得之于人用之于人》及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此外，谢泳先生还特别提到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910年东北鼠疫之后编辑成书）及三大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1917年山西肺疫之后编辑成书）。

　　除了上文提到的相关资料，我在网上搜到关于伍连德的图书，还有王哲著《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礼露著《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孟久成著《伍连德在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伍连德晚年所著英文版自述《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下册）。此书后来由程光胜等译为中文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谢泳先生说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呢？那就要从1910年的东北鼠疫说起，那也是伍连德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据谢泳介绍，《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一书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施肇基回忆说：“东三省瘟疫盛行，据哈尔滨报告，每日死亡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区团内，亦限制华人入内。”后来，外交部还筹备了“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来华（沈阳）共研治疫方法。施肇基记录道：“日方代表以其声望甚高，希望能任会长。余以各国与会之名士甚多，难免争执，乃请政府简派余为‘治疫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在沈阳开会四星期，一切由中国政府招待。中国参加之医师皆由伍连德邀请，于赴东三省以前，政府代各人保寿险一万元。有北洋医学院之法籍教授应约而往，不及两月，即染鼠疫而死。”从中，可知110年前的鼠疫是多么可怕，而伍连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施肇基举荐，领导了东三省的鼠疫防治工作。

　　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

　　伍连德，字星联，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北部岛屿槟榔屿，简称槟城。其父亲和母亲都是广东人。父亲伍祺学开了家金铺，育有5个儿子6个女儿，伍连德是家中第4个儿子。1886年，7岁的伍连德进入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大英义塾”上学，接受十年的义务教育。伍连德聪明、好学。1896年，17岁的伍连德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女皇奖学金，成为继林文庆之后第二位获女皇奖学金的华人。然后，伍连德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攻读医学学士学位，选修化学、动物学、人类解剖学及生理学等。

　　1902年，伍连德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开始游学欧洲，先后在英国疟疾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斯，德国哈勒大学哈勒卫生学院的法兰克、勃慕教授及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俄裔细菌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习。回到伦敦后，伍连德在生理学教授阿尔布特的指导下，以德、法两国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1903年，年仅24岁的伍连德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第一个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同年，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开设私人诊所。

　　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结婚，与林文庆、吴蔚然成为连襟。也是在这一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途经马来西亚。由此，伍连德结识了年轻的外交家——施肇基。施肇基了解了伍连德的博学后，立即向袁世凯建议，邀请伍连德回国任教。

伍连德在傅家甸建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受聘于陆军军医学学堂

　　1907年，伍连德收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信件，邀请他回国，出任陆军军医学学堂的副监督（副校长职）。陆军军医学学堂就是袁世凯1902年11月在天津创办的培养军事医学医务人才的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底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学堂。1908年秋，伍连德在妻子黄淑琼的支持下，放弃马来西亚的优裕生活和私人诊所，北上天津。彼时陆军军医学学堂已经有学生二百多名，设有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以及医学等必修课。

　　当时的陆军军医学学堂，使用的教学语言是中文和日文，而伍连德从小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为了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和教学，伍连德专门请教师给他讲习中文，并很快掌握了普通话的一般用语。更难得的是，伍连德和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都有来往。在与大师们的交往中，他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籍与历史的认识。这为他后来研究中国的医学史打下了基础。

用于隔离的火车车厢

　　奔赴哈尔滨鼠疫主战场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许多患者先发烧，然后咳嗽、吐血，最后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全身皮肤呈黑紫色。很快，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哈尔滨、长春、沈阳者成为重疫区。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患者不断增加，共死亡6万多人。一时间，城市、乡村，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加上年底，很多闯关东的人要回关内过春节，一旦鼠疫越过山海关，北京、天津、山东甚至整个中国就会被疫魔所吞噬。

　　当时的清廷怕鼠疫，更害怕日俄借机侵略占领东三省，在时为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的举荐下，委任陆军军医学学堂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奔赴疫区抗击鼠疫。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带着助手陆军军医学学堂学员林家瑞，迎着逃难的人群，抵达了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当时的哈尔滨，缺医少药，谣言四起，有人说猫尿可防疫，有人说鸦片能抗疫。因此，当时的哈尔滨一片混乱，有的人抢逮野猫，有的人偷抢鸦片，有的人甚至抢爆竹驱逐病魔。

　　12月26日夜，傅家甸一名日籍客栈女老板感染鼠疫暴亡。第二日清早，接到衙署通知的伍连德就和助手林家瑞赶到事发地，并在贫民区中一栋昏暗的小楼内开始了紧张的剖检取样工作，完成了近代中国防疫史上的第一例尸检，为防治东北鼠疫获取了重要的病体样本。

　　得到样本的伍连德，在临时建立的实验室关了四天，就提取的血液样本与脏器切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敷有吕氏染色剂的血液、心、肺、肝、脾的切片样本中均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试管里的细菌经过培养后，也得出了是鼠疫杆菌的结果。

　　质疑腺鼠疫，提出肺鼠疫

　　那时，世界上传统的鼠疫被称为腺鼠疫，医学家们普遍认为是跳蚤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类的。这样，只要消灭了老鼠，就阻断了鼠疫的源头。在一些医学专家指导下，东三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城内设有捕鼠队，老百姓每捉一只老鼠（无论死活），即有两铜币的奖励。对此，伍连德提出了质疑。因为冬天的东北，温度零下几十摄氏度，老鼠不会到处跑，跳蚤也几乎没有。而那些被消灭的老鼠，通过检疫，也没有从中发现鼠疫病菌。

　　为了进一步论证，伍连德又将这些获取的培养物放在室温下三天，接着伍连德发现，从心、脾、血液中提取的培养物未受其他细菌污染且十分纯净，但肺片培养物显示有污染。伍连德推测，这次的鼠疫病菌是由空气传播的，然后通过呼吸首先到达并感染了肺部。根据上述情况，加上实地考察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疫源——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造皮毛的窝棚，伍连德发现，因天寒地冻，俄国人和东北人都喜爱用貂皮御寒，貂皮不够，皮毛商就用土拨鼠（俗称旱獭）的皮毛来代替。很快，伍连德在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由此，伍连德判断出此次鼠疫来自草原上的土拨鼠，捕杀土拨鼠的猎人和皮货商是第一批感染者。

　　而且，当地出现许多一人得鼠疫后全家感染的情况，伍连德分析判断这是一种更凶险的鼠疫，不只靠接触感染，更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于是，伍连德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学说。他同时还提出：防疫肺鼠疫的最佳手段就是隔离。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将鼠疫传染病进行了分类。

　　很快，伍连德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并请求清廷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三省全面隔离。清廷聘请的西方鼠疫专家——法国人梅尼教授（即前文施肇基回忆中提到的法籍教授）1911年1月2日前到达哈尔滨，1月11日死于鼠疫。于是，能进行科学防控和建议献策的抗疫总指挥只有31岁的伍连德一人了。伍连德的请求迅速被批准，并被清廷授予极高的权力。在其指导下，东北的防疫隔离工作正式开始。

　　发明“伍氏口罩”，隔断感染源

伍氏口罩

　　1911年1月13日，山海关被清廷封锁，任何人出入都要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鼠疫感染后才放行。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先后停止运行。1月21日，为避免人口因春运南下，四处流动，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鼠疫被控制在东三省之内。

　　为了阻止肺鼠疫病毒在空气中的流动造成的呼吸传染，伍连德还设计并命令赶制了一种特殊的加厚口罩，并在两层纱布间内置吸水药棉，配发给所有人，强制佩戴。这种口罩被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伍氏口罩”有效地阻止了肺鼠疫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

　　与此同时，全国征召来的医生、护士，协助伍连德把疫区隔离为若干区。每个区派一定数量的医生，带领军警人员逐屋检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到新设立的医院治疗，其家属则被送往隔离所。每个区的人员还佩戴不同颜色的标记，不同区域的人员不得相互走动。医生护士也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疫情紧急，伍连德还利用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权力，在疫区紧急征用学校、戏院、浴室，把它们都改装成临时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急救医院。这些地方不够用，伍连德又从保护俄侨的角度出发，请求俄方批准了1300节车厢，用于隔离使用。这样，疫区的感染人群得到了有效的隔离。

　　坟场的隐患

　　接着，伍连德又发现了疫区另一个隐患，就是得肺鼠疫而死亡的人，都堆在傅家甸坟场，延绵数里，棺材摞棺材，死人压死人。伍连德清楚：这种情况不解决，一旦春天解冻，鼠疫必将重新泛滥，不可控制。于是，伍连德决定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但在当时“死者为大”的观念影响下，当地百姓和一些地方官都极力反对。伍连德和当时的东北总督锡良只好联名请求朝廷颁旨。朝廷批准后，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大年初一的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防疫服的工人，把尸体或棺材每100具一堆，堆成22堆，泼上煤油点燃，这就是“哈尔滨鼠疫死亡数千人，尸体泼油焚烧三天三夜”的历史记载。很快，吉林、黑龙江也被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俄国防疫局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把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

　　伍连德在他的自传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自己抗击疫情的角色：“我扮演了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对医生、警察、军人，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鼠疫斗士”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隔离地区死亡人数出现下降。3月1日，最严重的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一直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东北的肺鼠疫终于在伍连德的指挥下，被控制住了。此次疫情，东北1400万人口，死亡6万多人，感染者不计其数。参与防疫工作的2943名工作人员，297人殉职。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担任会议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东北鼠疫防治经验的学术报告，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并被冠以“鼠疫斗士”的称号。

　　1911年4月23日，清廷宣布东三省鼠疫疫情结束。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科学理念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成功范例。

　　伍连德的医学贡献

中文版《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伍连德可谓近现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东三省的鼠疫结束之后，清廷决定实施北满防疫计划，由伍连德负责筹建医院和防疫站。数年之内，就建成了哈尔滨医院，以及齐齐哈尔、满洲里、拉哈苏苏等防疫工作站。同时，伍连德还负责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在这里，伍连德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支预防鼠疫的专业队伍。1920年，东三省再次爆发鼠疫，以上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0年，伍连德被任命为全国卫生防疫总监。同年7月，全国防疫总所在上海成立，伍连德随即着手接收全国各地海关的防疫站，并在全国各地建立防疫站，建立自己的业务骨干队伍，同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现代检疫法规，通令各进出口岸一律遵照执行，结束了中国由西方人担任检疫机构领导的时代。

　　除了建立防疫机构和培养医务人员，伍连德还设立了研究实验室，对疫病及其流传进行研究，并将各项研究成果撰写成论著。在伍连德数十年的医疗卫生生涯中，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中的医学论文就有上百篇。其著名的论文《论肺鼠疫》发表在世界著名的临床杂志《柳叶刀》上。伍连德也因此名扬海外。伍连德所领导的东北防疫总处，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瘟疫的机构。当时，国外许多学者都想去那里深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伍连德离开上海，回到出生地槟榔屿居住，创办了马来西亚医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后来成为东南亚地区颇有影响的热带病学研究机构。晚年，伍连德用七年的时间写成了长达600页的英文自传《鼠疫斗士——一个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1959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1960年，伍连德在槟榔屿去世。

　　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曾获诺贝尔奖提名

礼露著《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

　　关于伍连德的著作中，有一本礼露著《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获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名单要保密50年。而伍连德193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的信息资料，是由礼露在“非典”之后才传播开来的。

　　2003年，礼露曾罹患“非典”，对烈性传染病话题十分敏感，因此当发现“伍连德”“肺炎疫”“鼠疫”三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个名片大小的记载中，便下决心追踪伍连德和那段历史，这才有了《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之书。

　　原来，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推荐人嘉惠霖，是当时在华著名美国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韩森，他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曾于1942年至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审主席。他给伍连德的诺奖提名理由是：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