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深外交家，末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JackMatlock）公开撰文，就此次危机提出对美国外交的看法和建议。令人更加明白此次危机的原委，以及俄罗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亦要动兵的缘由。全文译文如下：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场原可避免的危机。这是一场可被预测，也确曾被预测，却又被蓄意促成的危机。这也是一场可以通过运用常识而轻易解决的危机。

　　我们每天都被告知，乌克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被告知，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随时可能入侵。美国公民被建议离开乌克兰，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被疏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却建议公民不要恐慌，并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即将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他有任何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他的要求是北约停止扩员，特别是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永远不会成为成员。拜登总统拒绝提供此类保证，但明确表示愿意继续讨论欧洲战略稳定等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已明确表示无意执行2015年与俄、法、德共同达成并受到美国认可的，将顿巴斯二州重新纳入乌克兰并享有高度地方自治权的协议。

　　也许我错了，且错得离谱，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正目睹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被美国舆论的知名人士严重放大，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Omicron的蹂躏、从阿富汗撤军的（很大程度上不应得的）指责，以及未能获得本党对“重建更好”（BuildBackBetter）法案的全力支持，当拜登政府为今年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他们的民意支持度却持续低迷——既然在国内问题上取得明显“胜利”的可能越来越低，那么为何不佯装一个“胜利”，譬如通过“对抗普京”阻止了其对乌克兰的入侵？

　　实际上，普京总统的目标很可能正如他所说——如他自2007年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以来一直所说——恕我简单概括：“请至少对我们展现哪怕一丝尊重。为何一面强调你们所希望的安全，一面又拒绝我们想希望的安全？”

　　1991年苏联解体时，许多观察家忽略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迅速发展的事态，认为冷战就此结束。他们错了。冷战至少在两年前就结束了。它以谈判结束，符合各方的利益。老布什总统（GeorgeH.W.Bush）希望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能设法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12个共和国大抵维持在一个自愿的联邦内。为此，他于1991年8月1日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自愿联邦计划，并对“自杀式的民族主义”予以警示——后一句话正是因为格鲁吉亚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Gamsakurdia）对苏维埃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民族的屠害。于此我不复赘言，但这些话今日也适用于乌克兰。

　　今天，无论是美国及其盟国，又或是俄罗斯，人们都普遍认为美国支持乃至导致了苏联解体——但这并不属实。虽然我们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整个独立过程中都给予支持，但这也是当时苏联的态度，苏联议会的最后一项行动，其实就是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要求合法化。而尽管普京经常营造恐惧情绪，但他也从未威胁要重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从未所求他们的任何领土——尽管他批评了一些俄罗斯族人未被赋予全部公民权利的现象，而这本来也是欧盟要求强制落实的原则。

　　危机可以避免吗？

　　既然普京总统的主要诉求是北约承诺不再接纳新成员，特别是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那么如果在北约结束后没有在冷战结束后扩大联盟，又或是在扩大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接纳俄罗斯的安全框架，那么当前的危机显然也就没有爆发的基础。

　　也许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当外国军事联盟在国境周边集结，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应对的？既然我们在谈论美国外交，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美国面对这种情况时的反应。

　　还记得将半个地球划入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宣言吗？当我们得知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拉拢墨西哥为盟友时，我们之后便将此当做了对德国宣战的一大理由。在之后，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当年我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翻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和肯尼迪总统（JohnF.Kennedy）的书信，所以也记得尤为清楚。

　　按照国际法，当时的古巴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从任何地方寻求支持，保障自身独立。当时古巴受到了美国的安全威胁，甚至遭受了美国藉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发起的入侵。古巴为此请求苏联的支援。赫鲁晓夫在得知美国于土耳其这个与苏联接壤的盟国部署核武器后，便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美国有什么道理好反对的呢？

　　无论喜欢与否，国际关系都不是通过辩论、解释和应用“国际法”的细节来决定的——这与仅在一国之内实施的国内法律不同。为了消除威胁，肯尼迪不得不做出反应。美军联席会议参谋长建议轰炸摧毁导弹。幸运的是，肯尼迪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封锁措施，并要求撤走导弹。

　　在来回传递信息的那一周里，我翻译了赫鲁晓夫最长的信息，最终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走核导弹。但没有对外界宣布的是：肯尼迪当时也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但前提是这一承诺不得公开。

　　彼时，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对结果当然感到高兴。我们知道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优势，倘若美国空军轰炸了那些地点，我们也会为此欢呼。但我们未被告知有关土耳其导弹的撤离协议；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曾无比临近核战争。

　　在后来与苏联外交官和军官的会面中，我们了解到，如果那些地点遭到轰炸，现场的军官可能会在没有莫斯科命令的情况下发射导弹，令我们失去迈阿密。我们也不知道，一艘苏联潜艇曾差点向阻止其上浮的美国驱逐舰发射核鱼雷。

　　那无疑是千钧一发的危机。只需要一点常识就能知道，与拥核武国卷入军事对抗，永远是危险的。所以这诚然是可被预见的，但我们预测到了吗？

　　“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1997年，我被传唤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北约扩员的问题出席听证。我发表了如下声明：“我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扩员北约的建议是错误的。如果参议院批准，它很可能会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失误。它不仅不能改善美国、盟国和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之安全，还可能导致美国面对一系列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我当时这么说的原因，是俄罗斯当时的核武储备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超过美国。美俄任何一国的核武如果用于热战，都足够毁灭文明乃至毁灭人类种族和大多其他生命。尽管在里根（RonaldReagan）和老布什（GeorgeH.W.Bush）政府时期美苏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但相关谈判没能持续，关于从欧洲撤走短程核武的讨论，甚至从来就未曾开启。

　　俄罗斯不能被排除在欧洲安全的框架外，不仅是因为以上原因。我在出席听证时还曾解释：“北约扩员的计划未考虑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而是遵循了冷战思维。早在任何扩员的考量萌生之前，欧洲就已经不再分裂了。没有人威胁重新分裂欧洲。因此，‘让北约扩员以避免欧洲再次分裂’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北约要成为统一欧洲大陆的主要工具，那么从逻辑上讲，它就需要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但这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标，即使是，实现的方法也不应该是逐个接纳新成员”。

　　我还补充道，“北约扩员的所有口头目标都值得称赞：中东欧国家在文化上确为欧洲一部分，应该保证其在欧洲机构中的一席之地。该地区的民主发展和经济稳定也确实与我们息息相关。但北约扩员并非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方式，而在缺乏明确安全威胁的时候，这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事实上，北约逐步扩员逆转了曾导致冷战结束和东欧解放的美国政策。

　　老布什总统曾宣布“完整和自由的欧洲”之目标。戈尔巴乔夫也曾谈到“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并曾欢迎东欧国家推翻共产主义领导人，大幅削减苏联军队，并解释说，一个国家要想安全，就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

　　老布什还在1989年12月在马耳他会晤期间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如果苏联允许东欧国家通过民主进程选择未来的方向，美国不会浑水摸鱼、从中取利。第二年，虽然没有得到书面保障，但美国政府也曾承诺戈尔巴乔夫，即便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北约就不会继续东扩，哪怕是“一英吋”。

　　以上承诺都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前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不到苏联的一半，军队士气低落，一片混乱。如果说连苏联都承认并尊重了东欧国家的独立，令北约缺乏扩员的理由，那么俄罗斯就更没理由被视作威胁。

　　被任性所铸就？

　　及至小布什政府（2001-2009年），北约继续向东扩员，但这非引起俄罗斯反对的唯一原因。在同一时期，美国相继退出军控条约，这些条约一度缓和了一场非理性和危险的军备竞赛，是结束冷战的根本性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决定退出《反弹道飞弹条约》（Anti-BallisticMissileTreaty,简称ABM协约）。

　　作为一系列条约的基石，该条约曾令核军备竞赛得以终结。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911”恐怖袭击后，普京是第一位致电小布什总统并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他也言出必行，促成了对阿富汗窝藏本拉登（OsamabinLaden）的塔利班政权的袭击。很明显，当时的普京渴望与美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面对着恐怖主义威胁——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无视了俄罗斯，以及美俄的共同利益，乃至发起入侵伊拉克这种不仅受到俄罗斯反对，也受到法、德反对的决定。

　　随着普京带领俄罗斯从1990年代的破产境况中走出，稳定经济，偿还外债，减少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甚至开始建立金融储备以抵御潜在风险，俄罗斯却一次又一次遭受尊严和安全的侮辱。

　　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予以列举。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Gates）回应说，我们不需要新冷战。这当然是真诚的，但他、他的上级以及他的继任者似乎都没有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随后，时任参议员拜登（JoeBiden）在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与普京抗衡！”可是，普京到底对他或美国做了什么需要美国抗衡的事呢？

　　尽管奥巴马总统（BarackObama）上任之初承诺改变政策，但实际上他任期内继续无视俄罗斯最关切的担忧，并加倍美国早先的努力，使前苏联成员国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乃至鼓动俄罗斯自身的“政权更迭”。俄罗斯总统和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将美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行动视作对俄罗斯的间接攻击。

　　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恐怖主义蓬勃发展，并蔓延到叙利亚。美国对所谓的“民主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很快就落入了恐怖分子手中。这对俄罗斯的威胁很大，因为许多圣战分子都来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地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却也是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唯一有效堡垒，叙利亚也是俄罗斯的近邻。有人认为，美国企图将叙利亚政府斩首，从而加强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敌人。

　　就乌克兰而言，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的干涉很深——甚至到了似乎直接挑选总理的地步。美国还支持了2014年的改变，那场政变的过程，很难说是符合法治或民主。仍在乌克兰酝酿的暴力事件也是始于“亲西方”的西部地区，而非东部的顿巴斯；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反而更多源自于乌克兰族对俄罗斯族的施暴。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他的言论变得更加个人化，和美英媒体诋毁普京的“大合唱”融为一体。奥巴马将美国对俄罗斯人的经济制裁称作对普京在乌克兰“不当行为”的“代价”，选择性地忽视了普京该行动在俄罗斯大受欢迎的事实。

　　奥巴马的相关指控，之后又上升到针对俄罗斯整个国家的高度：诸如“俄罗斯制造无人想要”等指控，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事实，也即当时我们可以让美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俄罗斯火箭，而奥巴马政府当时的一大工作也正是努力阻止伊朗和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这有何大不了？里根曾将苏联唤作‘邪恶帝国’，但随后不也一样以谈判结束了冷战”。没错！里根谴责了过去的苏联帝国，并随后称赞了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帝国的行动，但里根从未公开谴责苏联领导人。他以个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宴请苏联外长格罗米科（AndreiGromyko）参加通常只为国家元首保留的正式晚宴。在私人会议上，里根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将世界的和平掌握在手中。我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样世界才能和平相处”。

　　在特朗普任职的四年里，情况变得更糟。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通俄骗子”（Russiandupe），特朗普任内虽然奉承普京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却也积极通过了所有反俄措施。美俄从奥巴马政府末期开始相互驱逐外交官的情况持续发生乃至恶化，最终导致使领馆人手严重不足，以至于有长达数月的时间，美国驻俄使领馆都没有足够工作人员签发访美签证。

　　与最近许多其他事态发展一样，美国外交正逆道而行，与俄罗斯相互扼杀外交使团的做法，违背了美国外交自冷战后期以来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当时我们成功打开了苏联封闭的社会，推到了隔阂“东”、“西”的铁幕。我们成功了，而这离不开我们与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合作，他明白他的国家迫切地需要加入世界。

　　是以，我依然坚信，今天的危机乃由任性所铸就（willfullyprecipitated）。不过，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说，这个危机可以藉常识轻松解决？

　　用常识便可轻松解决？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它可以”。普京总统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也即终止北约东扩，并在欧洲建立一个确保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安全的安全结构。他没有要求任何北约成员退出，也没有威胁任何人。促进和平而不是冲突，按照任何务实的常识标准，这都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些鼓动“颜色革命”的人的公开目标，也即试图使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是蠢人的言论，也极端危险。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吗？

　　当下，允准普京的要求虽然符合美国客观利益，却依旧很难做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推崇一种“俄罗斯恐惧症”，以至于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驾驭从危险的政治争夺中取得理性结果。

　　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军将不会干预。那么，为什么又要将它们派驻到东欧？难道只是为了向国会里的鹰派摆出强硬姿态？驻军又是为了什么？除了叙利亚、阿富汗及非洲难民以外，没有人威胁波兰或保加利亚。那么第82空降师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正如我之前建议的那样，也许这只是一个昂贵的闹剧。也许拜登和普京政府随后的谈判会找到解决俄罗斯忧虑的办法。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个闹剧就能达到它的目的，也许那时我们的国会议员们也将开始处理我们在家中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不是让它们变得更糟。

　　人们总是可以有梦想的，不是吗？